◆ 点评:★★★★★

  跟激荡、跌荡系列一样,以时间轴顺序,讲述了中国从春秋战国降到了清朝的经济史。不同时期都有重要的经济舵手,秦国的商鞅、汉朝的桑弘羊、宋朝的王安石,然而在集权体制下,经济始终为政权所总揽,很难朝着更加先进的方向发展。书中举的一个例子让人印象比较深,说如果同样是卖捕鼠器,西方商人的做法一般是想尽办法优化捕鼠器,使之捕鼠效果更好、成本更低,从而大卖;而中国商人的做法则是争抢捕鼠器的独断专营权,坐收渔利。我们耳熟能详的几大商帮莫不如此,徽商、晋商、十三行皆然,然而依附政权却得如履薄冰,能有好结局的甚是寥寥。

划线笔记

◆ 总序 “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”

1958年秋,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。一日,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,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:“心在朝廷,原无论先主后主;名高天下,何必辨襄阳南阳。”胡耀邦念罢此联后,对陪同人员说:“让我来改一改!”说完,他高声吟诵:“心在人民,原无论大事小事;利归天下,何必争多得少得。”

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说,“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,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,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”。

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“唯一的真相”。所谓的“历史”,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“二次建构”,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,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。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。

对于一个国家而言,任何一段历史,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。

◆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

也就是说,这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制造工厂,司母戊大方鼎是工业化的宁馨儿。

◆ 三

若在今日,有人专讲《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》,其“总论”的两大关键词恐怕也逃不出钱穆所谓的这两条——“集权”与“抑商”。

这种中央集权、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,它经历了一个漫长、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。对于专制者来说,想要维持集权统治,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,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、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、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,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。

◆ 四

其二,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,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。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,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“皇恩浩荡”的前提之下,因此,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。

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,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,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。

2001年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亚洲版评选千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,中国入选的有6个人,分别是成吉思汗、忽必烈、和、刘瑾、伍秉鉴和宋子文,除了广东商人伍秉鉴,其余都是政治人物。

在经济史上,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,汉唐明清莫不如是。一开放就搞活,一搞活就失衡,一失衡就内乱,一内乱就闭关,一闭关就落后,一落后再开放,朝代更迭,轴心不变,循环往复,无休无止。我们这个国家,只要没有外患内乱,放纵民间,允许自由从商,30年可出现盛世,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,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,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,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。无数英雄俊杰,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,成就功名,万千市井繁荣,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。

◆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

在国史上,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,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。他通过建设这些生产、军事基地,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。

◆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

商业之繁荣,关键在于人口流通,商鞅深谙其中奥秘,所以,他针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。其一,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,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,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,迄今仍在沿用;其二,他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业,目的是大大减少人口的流动。

◆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

石崇脑子里有泡,检测完毕。

有一次,王家的另外两个著名人士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去石家赴宴,王导向来不善喝酒,但怕石崇杀人,当美女劝酒时只好勉强饮下。王敦却不买账,硬拗着不喝,结果石崇连斩了三个美人。

◆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

科举是政府通过定期举行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,其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——有人计算过,它们的总数在90万字左右。它从公元605年(隋大业元年)开始实行,到1905年(清光绪三十一年)为止,整整实行了1300年,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,所以叫作科举。

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,在这个由“规定动作”组成的考试行动中,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,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,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,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。

盛唐景象的出现,与汉初“文景之治”十分近似,即在政治上继续采取蔑视商人的国策,不过在经济上却营造空前的宽松环境。

◆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

任何政权,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,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,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,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汉武帝时期如此,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,后世历代,概莫能外。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,为了增加收入,就日渐变本加厉,欲罢不能。

◆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

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,根据他的观察,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,必定重获繁荣,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,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,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,其间均不过两三代人,“康乾盛世”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。

◆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

和是史上最典型的“双首”样本。在其之后,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。“双首”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:第一,政府权力高度集中,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;第二,贪污必成制度化、结构性态势,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,清朝自乾隆之后,纲常日渐败坏,民间遂有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讥语。

◆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

其一,在工业革命中,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和财富总量,与其工业化的时机、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,也就是说,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。与之相比,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,然而在清代中国,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。 其二,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“空降”到东亚地区的,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“基因”格格不入,作为被接受方,中国乃至所有东亚各国在心理、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,甚至是毁灭性的。